電話響起的時候，我正在會議室里做季度匯報。
PPT翻到第十五頁，投影儀的光打在墻上，我的影子被拉得很長。手機在口袋里震，我按掉了。三秒后又震，我又按掉了。**次震動的時候，坐在對面的主管皺了皺眉，說林晚你先接吧，萬一是急事。
我看了眼屏幕，是我爸。我爸從不主動給我打電話，我們一年到頭說不上十句話。我心里咯噔一下，說了句“不好意思”，側身走出會議室。
“爸？”
“**住院了。”我爸的聲音還是那種不咸不淡的語氣，像在說今天買了什么菜，“心臟不好，醫生說不能受刺激。你過年回來一趟吧，她念叨你。”
我靠在走廊的墻上，墻壁冰涼，透過襯衫傳到皮膚上。走廊盡頭的落地窗外，**的冬天灰蒙蒙的，像蒙了一層臟兮兮的紗布。我已經兩年沒回家了。上一次回去是前年過年，我們大吵了一架，我年初二就拎著箱子走了。她追到樓道里，不是挽留，是罵我白眼狼。
“情況嚴重嗎？”我問。
“反正你就回來一趟吧。”我爸說完就掛了。他總是這樣，話說到一半就掛電話，好像在躲避什么，又好像什么都不想管。
我回到會議室繼續講PPT，講到用戶留存率環比提升了三個百分點的時候，我的聲音忽然抖了一下。不是因為難過，是因為我發現，我心里竟然沒有多少波瀾。像一塊石頭扔進井里，井太深了，連水花都聽不見。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我說的“家”，是我在**租的那個三十八平的開間，月租兩千八，墻壁薄得能聽見隔壁打呼嚕。這房子唯一的優點是朝南，陽光好的時候能曬到半張床。我養了一只貓，橘色的，叫阿福。
我蹲在地上給阿福倒貓糧的時候，忽然想起了我媽上一次住院的事。那是三年前，我剛工作不久，她讓我給她轉兩萬塊錢，說要買一個什么保健品。我當時工資到手五千出頭，房租交掉兩千，吃喝拉撒之后剩不下幾個錢。我說我沒那么多，能不能先給五千。她沒說什么，掛了電話。第二天，我大姨打電話來，說**心臟病發作住院了，被你氣的。
我當時嚇壞了，連夜買了火車票趕回去。到了醫院，她躺在病床上，閉著眼睛不理我。床頭柜上放著一堆檢查單，我翻了翻，確實寫著心動過速、心律不齊之類的字眼。我坐在床邊握她的手，她抽開了。大姨在旁邊嘆氣，說你看看你把**氣成什么樣了。我在醫院陪了三天，把卡里僅剩的八千塊錢取出來放在她枕頭底下，**天早上坐最早一班火車回了**。后來我才知道，那次她確實是心臟不舒服，但遠沒有到“被你氣到住院”的地步。她跟大姨說的是“林晚不聽話”，大姨的理解是“林晚不孝順”，兩個人在電話里你來我往地說了兩個小時，最后我媽決定去醫院檢查一下，“給晚輩一個教訓”。
那個教訓我學到了。
我媽叫周素梅，在她那一輩人里算文化高的，讀到了高中畢業，差一點考上大學。她總說，要不是你外公重男輕女不讓我復讀，我現在絕對不是這個樣子。她把這句話掛在嘴邊幾十年，像一個永遠取不下來的標簽，貼在所有的問題前面當注解。當年沒考上大學，所以嫁給了我爸。當年沒考上大學，所以在紡織廠當了一輩子女工。當年沒考上大學，所以她全部的希望都壓在了我身上。這種希望不是那種溫柔的期待，不是那種“媽媽希望你過得好”的祝福。是要我替她重新活一遍，替她把那個沒考上的大學考上，替她把那個失去的人生掙回來。
我**教育方式在我們小區是出了名的。鄰居們表面上夸她管教嚴格、女兒爭氣，背地里說這孩子被**管得太死了，遲早出事。我聽見過一次，當時十二歲，躲在樓道拐角，兩個大媽不知道我在上面。我當時想沖下去說“我媽不是那樣的”，但我張了張嘴，什么都沒說出來。因為我知道，她就是那樣的。
小學三年級，我數學考了九十八分，興高采烈地拿回家。她在廚房炒菜，圍裙上沾著油漬，拿過試卷掃了一眼。“兩分扣哪兒了？”她問。我說最后一道應用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