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里在我請假期間，把原本分配給我的追蹤報道轉給了別的記者跟進。

我以為這不過是正常的工作調度。

直到我返工后，主任一臉鐵青地把一沓資料拍在我面前。

“封鶴，你給我解釋一下，這是怎么回事？”

那篇報道被沈寂川所在的媒體平臺搶先發出了獨家。

不僅如此，對方的稿件里有兩張內部信源照片。

那是只有參與報道的記者才能拿到的。

而照片的右下角，露出了一只戴著寶格麗對戒的手。

我一眼就認出了那枚戒指。

是沈寂川送給宋時予的那枚。

主任憤怒地質問：“你把機密資料透露給競爭對手？封鶴，你知不知道這意味著什么？”

我張開嘴，想解釋，想說那不是我，想說我甚至不知道這件事。

可我卻一個字也說不出口。

編輯室里的人齊刷刷地看向我。

主任看著我，嘆了口氣，“算了，你先回去吧。”

我瘋了一樣跑回家。

天忽然下起了雨。

暴雨劈頭蓋臉地砸下來，澆得我渾身濕透。

我的腦子里翻來覆去只有一個念頭——我寫報道的電腦密碼只有我和宋時予知道。

推門進去，宋時予正拎著相機帶，隨手朝垃圾桶里一甩，然后嫌惡地用紙巾擦了擦手。

我撲過去把那臺相機從垃圾桶里撿出來。

機身摔碎了，我的手指被金屬碎片割得血肉模糊。

那臺相機是她用第一個月的工資買給我的，說是送我的入職禮物，說我以后一定能用它拍出很了不起的東西。

我抬起頭，難以置信的看著站在一旁的宋時予。

宋時予嫌棄地瞥了我一眼：“連話都說不出來的廢物，還當什么記者。”

看著滿手的血和她眼底毫不掩飾的嘲弄，我突然不掙扎了。

我爬到茶幾旁，用沾滿鮮血的右手，在離婚協議上簽下了名字。

血染紅了紙頁。

那一刻，在我心里活了二十年的小太陽，徹底黯淡了下去。

臺里看我狀態極差，原本要將我雪藏。

一個說不了話的記者，留著也只能做做后期剪輯的活。

我用手語跟臺長比劃了十分鐘，接下了一個所有人都不肯碰的任務。

東南亞那邊有一條境外犯罪集團的線索。

進入邊境意味著要切斷所有對外聯絡，生死難保，任何一個有選擇余地的記者都不會在這個時候接這個任務。

這份任務在選題會上壓了快兩年。

先后有三個記者去做過前期調查，最輕的一個回來時丟了兩根手指，最重的那個至今還在當地醫院的重癥室里沒出來。

時至今日，也沒有人愿意再接。

臺長猶豫了半天，看到我執著的樣子，最終還是點了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