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條：你家大門口左手邊有一盆**媽種的梔子花，青色的陶盆，上面裂了一條縫，用透明膠帶粘著。

你每次出門都會用手碰一下那盆花，說是跟它打招呼。

我愣了很久。

梔子花。

我搜刮了所有殘存的記憶碎片，完全沒有關于一盆梔子花的任何畫面。

第三條：你左耳后面有一顆綠豆大小的黑痣。

我第一次親你的時候看到的。

我放下信紙，沖進了衛生間。

對著鏡子，把左耳翻起來，仔仔細細地看。

什么都沒有。

干干凈凈一片皮膚。

我從來沒有那顆痣。

我又跑回桌前，從手機相冊最底部翻出方瑩幫我保存的幾張舊照片——方瑩說是“你出院后我幫你從老家找到的”。

照片里的我扎著馬尾辮，在一棵樹下笑。

我把照片放到最大，一寸一寸地看左耳后面的位置。

沒有痣。

照片里也沒有。

姜時描述的“周念”有一顆痣。

我沒有。

姜時知道“周念”家門口有一盆裂縫的梔子花。

我完全不記得。

姜時連疤痕的形狀都說得精準到位——是鐵管，不是拳頭。

這些細節，如果是編造的，那他編得太精確了。

精確到不合理。

除非他真的跟“周念”極度親密，親密到注意過耳朵后面的一顆痣。

但那個他親密過的人，有痣。

我沒有。

一個荒謬到令人發冷的念頭從腦子里冒了出來——

姜時認識的“周念”，和現在活著的“我”，不是同一個人。

不。

不可能。

我有***，上面寫著“周念”，照片就是我的臉。

我有戶口本，有醫保記錄，有出院證明。

方瑩幫我補辦過所有證件——

方瑩幫我補辦的。

所有證件都是方瑩幫我補辦的。

3

我當天下午請了半天假，去了市立醫院。

掛號的時候手都在發抖。

我跟窗口說我要拍一個頭部CT，查舊傷。

CT結果出來得很快。

影像科的醫生把片子夾在燈箱上指給我看：“傷疤愈合完全，但能看到舊骨折的痕跡。位置在枕骨偏左，鈍器傷，受傷時間大約六到八年前。”

枕骨偏左——就是后腦勺稍微偏左的地方。

我說：“我想調取七年前的住院檔案。”

我報了***號和姓名。

護士在電腦里查了幾分鐘，調出了一份存檔記錄。

入院記錄上****寫著——

患者周念，女，19歲。

傷情：右側顳部鈍器傷，顱骨輕微骨折，軟組織挫傷……

右側顳部。

顳部是太陽穴附近的位置。

而我的疤在后腦勺偏左。

這兩個位置根本不在同一個區域。

我抓住醫生的胳膊問他：“有沒有可能是同一次受傷？同一根棍子打的，一次打兩個位置？”

醫生搖了搖頭：“顳部和枕骨偏左，打擊方向和角度差異太大。一根鈍器單次揮擊不太可能同時造成這兩個位置的損傷。除非——受過兩次傷。”

兩次傷。

一次在太陽穴附近。

記錄在案，是“周念”七年前被打的那一次。

一次在后腦勺偏左。

沒有任何記錄。

第二次是誰打的？

什么時候打的？

我為什么不記得？

我做了第二件事。

我要求調取七年前住院時拍攝的病人面部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