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一年的夏天，熱得邪乎。

日頭像下了火，烤得地皮裂開一道道口子，知了在樹上沒命地叫，叫得人心頭發慌。

我叫俞瑛，七歲了。

別人都有個家，我也有，又好像沒有。

那對生了我的人，就住在三十里外的另一個鎮子上。

三十里路，大人走起來也許不算什么，可對我而言，那像是隔著一片望不到頭的大海，海**就是鎮上人偶爾飄進我耳朵里的閑言碎語。

他們不喜歡我。

我知道，很早很早就知道了。

從我記事起，他們的臉上就很少對我露出笑模樣，看我的眼神總是淡淡的，像是看一件不怎么稱心的家具。

后來我大了一點，能踮著腳扒著窗戶根了，斷斷續續聽到鄰居奶奶們的嘀咕，才懵懵懂懂地拼湊出一個事實：他們生我，是指望我是個帶把兒的，能給他們“傳宗接代”，延續香火。

可惜，我是個丫頭片子。

我的到來，似乎從一開始就是個錯誤，讓他們失望了，而這份失望，仿佛成了我的原罪。

再后來，家里的爭吵聲就像夏天的雷雨，越來越頻繁，越來越響。

鍋碗瓢盆摔在地上的刺耳聲音，男人女人的互相指責，成了我童年最熟悉的**音。

然后，忽然有一天，雨停了，雷歇了，家里也徹底安靜了——他們離了婚。

像隨手扔開一件破舊的、礙眼的衣裳，誰也沒想過要帶我走。

我被留在了鎮子東頭這間越來越破敗的老屋里，跟著年邁的、耳朵幾乎全聾的奶奶過活。

奶奶很老了，背駝得像一張弓，她對我還好，會給我做一口吃的，但更多的時候，她只是默默地坐在門檻上，看著遠處，也不知道在看什么。

日子像老屋角落里那架慢吞吞的舊鐘擺，沉悶地、一下一下地走著。

首到那年冬天，奶奶在一個特別冷的清晨，再也沒有醒來。

屋里最后一點微弱的熱氣好像也跟著她一起散了，只剩下穿堂風，冷颼颼地刮過每一個角落，也刮在我心里。

那之后，我就真的一個人了。

空蕩蕩的屋子，說話都能聽到回聲。

晚上睡覺，我得用被子把自己整個蒙起來，連頭發絲都不露，好像這樣就能躲開那些藏在黑暗里的、看不見的東西。

吃飯也是饑一頓飽一頓，學著***樣子熬粥，常常不是糊了就是稀得能照見人影。

但你說完全是一個人吧，也不盡然。

一墻之隔，住著張嬸一家。

張嬸是隔壁的鄰居，嗓門極大，隔著小院都能聽見她吆喝孩子、和菜販子討價還價的聲音。

她說話首來首去，有時顯得有點“小氣”，為一分錢的蔥錢能掰扯半天。

可就是這個“小氣”的張嬸，有個奇怪的習慣，她總“扔”東西給我。

“瑛子！

死丫頭又躲哪兒去了？

過來！”

她總能精準地在我最餓或者最冷的時候，隔著那堵矮矮的土墻喊我。

我跑過去，看見她手里拎著一件半新的小花褂子，或者一條看上去還挺結實的褲子。

“這衣裳玲玲穿著小了，短了一截，白占地方，你要是不嫌棄就拿去穿！”

她總是這樣，把東西往我懷里一塞，語氣硬邦邦的，仿佛不是在給予，而是在處理一件麻煩事。

我小心翼翼地接過。

那件小花褂子，布料軟軟的，領口和袖口連一點磨白的痕跡都沒有，明明去年夏天才見張嬸興高采烈地買回來給玲玲妹妹穿上，當時玲玲還美滋滋地轉了好幾個圈。

怎么會這么快就小了？

還有一次，入秋了，天涼得厲害。

她抱著一床厚厚的棉被過來，沉得她走路都有點歪斜。

“這被子厚得嚇人，蓋著燥得慌，一夜到天亮都睡不著，放著也是招蟲子，你拿去壓壓腳！

省得晚上凍得跟個小耗子似的瑟瑟縮縮，聽著就煩心！”

那被子蓬松飽滿，散發著好聞的陽光味道，被面是嶄新的喜**色，一點污漬都沒有。

這哪里是“太厚了”，分明是剛剛拆封還沒用過幾次的新被子。

我心里跟明鏡似的。

她哪里是扔東西，她是怕我餓著，怕我凍著，又怕傷了我那點可憐巴巴的自尊心。

她嘴上說著“不要了”、“占地方”、“嫌棄就拿去”，眼睛卻從不好好看我，只是快速地把東西塞給我，然后立刻轉身去剁豬草或者收拾雞窩，忙活得不得了，好像生怕我停下來說出那個“謝”字。

這份情，又重又暖，我悄悄地、緊緊地把它捂在胸口最里面的地方，誰也不能碰。

我是個沒人要的孩子，像路邊的野草，但張嬸這點小心翼翼的善意，像偶爾滴落的雨露，讓我覺得這世界還不全是冷冰冰的石頭。

我在心里一遍遍地告訴自己：張嬸是好人，是天底下頂好頂好的人。

誰要敢說張嬸一句不好，我非得沖上去跟他拼命不可。

我也暗暗發誓，等我長大了，長本事了，一定要好好報答張嬸，給她買最軟的糕點，扯最漂亮的布料。

我曉得，出身是命，我選不了。

但那句老話怎么說的？

“老天爺給你關上一扇門，總會給你打開一扇窗。”

我不能總指望別人從窗子里扔東西給我，我得自己學會從窗口爬出去，找到路。

靠別人總是難的，風吹雨打，屋檐也可能漏雨，終究還得靠自己，才能一步一步闖出自己的一片天。

日子是苦，像沒加糖的黃連水，但我也得像石縫里的野草，使勁兒往下扎根，拼命往上鉆，總能見到點陽光。

我盡量把自己收拾得利索點。

衣服雖然是舊的，是張嬸“扔”過來的，但我洗得格外勤快，搓得發白，也疊得整整齊齊。

臉和手也天天洗，不想讓人看見我就皺眉頭。

我也去上學。

學校里的孩子，有的好，有的壞。

總有那么幾個討人厭的男孩子，會圍著我起哄，拍著手叫“沒爹沒**野孩子！

撿破爛穿的小叫花！”

剛開始我還哭，后來就不哭了。

哭有什么用？

眼淚換不來爹娘，也嚇不走壞孩子。

我只是把頭埋得更低，幾乎要戳進書本里，手指緊緊地攥著鉛筆，使勁地盯著書本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字。

那些字好像有魔力，它們不說話，不罵人，就那么安安靜靜地待著，告訴我很多很遠地方的故事。

書本里的世界很大，很大，沒有那些讓人難受的眼神和刺耳的話語。

我想，“知識或許就是那扇窗外的路吧。”

多認點字，多學點東西，將來總能找到一條稍微好走點的路。

這樣想著，心里那點盼頭就像小火苗，雖然微弱，但風怎么也吹不滅。

放學了，只要寫完作業，我就會溜達到張嬸家院門口，盡量幫著她做點力所能及的零碎活兒。

看到柴火散了，就去撿起來壘好；看到玲玲妹妹搬不動小凳子，就趕緊過去搭把手；有時就只是安靜地坐在小凳子上看著玲玲寫作業。

張嬸瞧見了，總會虎著臉，粗聲粗氣地吆喝：“小丫頭片子瞎忙活啥？

瞅你那小手臟的！

趕緊回屋寫你的字去！

在這兒礙手礙腳！”

但她轉身進屋，再出來時，往往會順手塞給我一個熱乎乎的烤紅薯，或者一把剛炒出來的香噴噴的南瓜子。

“堵上嘴，別吱聲，趕緊吃，吃完滾蛋！”

她總是這樣，用最兇的語氣，做著最暖的事。

玲玲妹妹比我小一歲，長得白凈凈，文文靜靜的，像個粉雕玉琢的瓷娃娃。

她對我很好，總是細聲細氣地叫“瑛子姐”。

她有什么好吃的，偶爾也會偷偷分我一半。

有時候我會看著她穿著干凈漂亮的裙子，安安靜靜地坐在那里看書，心里會冒出一點點羨慕的小泡泡，但很快就破了。

更多的是暖和。

看到她，就像看到一小塊甜甜的糖。

我知道，張嬸家并不富裕。

叔叔常年在外面跟著建筑隊打工，賺的都是辛苦錢，汗水摔八瓣。

張嬸自己種菜、養雞，精打細算地操持著這個家。

但這個小院子，總是熱熱鬧鬧，充滿生氣，雞飛狗跳也好，炊煙裊裊也罷，都比我自己那個冷清得能聽見老鼠打架的老屋要強上千百倍。

那天傍晚，我又蹲在張嬸家灶房門口。

夕陽的金光從窗戶斜斜地照進來，把空氣中飛舞的灰塵都照得亮晶晶的。

玲玲在屋里小方桌上寫作業，鉛筆劃過紙張發出沙沙的輕響。

張嬸在灶臺邊忙活，鍋里燉著菜，咕嘟咕嘟地冒著白白的熱氣，整個灶房都彌漫著一股暖暖的、食物的香氣。

張嬸一邊**面團，一邊扭頭檢查玲玲的作業，嘴里還不忘數落我：“瑛子，咋又傻蹲在那兒？

凳子上有釘子是咋的？

還是我那門檻比你屋里的炕還舒服？”

我沒說話，只是把下巴擱在膝蓋上，抿著嘴笑了笑。

灶膛里的火苗映得她的臉紅彤彤的。

那一刻，我心里忽然冒出一個念頭，像鍋里升起的熱氣一樣，軟乎乎的：要是能一首這樣，好像……也挺好的。

但這個念頭剛冒出來，就被我自己趕緊掐滅了。

我知道，這溫暖是借來的，是偷來的。

就像冬天里借火烤手，暖和是暖和了，但火堆終究是人家的。

我得自己身上有熱乎氣，才能真正不怕冷。

我得自己有力氣，才能站得穩，走得更遠，才能不讓這點借來的溫暖也最終消失。

晚上回到自己清冷的小屋，月光從破了的窗戶紙洞里漏進來，在地上灑下一小片慘白。

我躺在床上，聽著外面風吹過樹梢的嗚嗚聲，像是誰在哭。

三十里外的那兩個人，不知道現在在做什么。

他們會不會在某個瞬間，比如吃飯的時候，桌上多擺了一副碗筷，然后忽然想起我？

大概……不會吧。

沒關系，我現在也不太想他們了。

想了也沒用。

我心里有一條自己要去走的路。

雖然這條路看起來又黑又長，看不清前面有什么坑坑洼洼，但總得咬著牙往前走。

張嬸點起的那盞小燈，雖然光微弱，搖搖晃晃，但至少能照亮我腳前的一小步。

“進一步，有進一步的歡喜。”

我好像在哪本書上看到過這句話。

這一步一步地走，一天一天地過，總能走出去吧？

總能走到一個暖和點、亮堂點的地方吧？

我抱著張嬸“扔”給我的那床新新的、卻硬說是“太厚了”的紅棉被，把臉埋進去，深深吸了一口陽光的味道，迷迷糊糊地想著。

夜深了，風更大了，吹得破舊的窗戶紙呼呼作響，像是有誰在低語。

我蜷縮了一下身體，把被子裹得更緊了點，幾乎把自己裹成了一個繭。

這世上，好人總還是有的。

張嬸是好人，我記得牢牢的，刻在骨頭里。

明天的太陽出來，日子還得過。

而且，要更用力地好好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