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微，
來自一個貧窮的小山村，
如今我能站在北城金字塔的頂端，
全靠我生命中出現的三個男人。
靠第一個男人的工資，我完成學業；
靠第二個男人的地位，我拿到了階級的入場券；
靠第三個男人的孩子，我徹底在階級的上端站穩腳跟。
有人評判我是“壞女人”，
可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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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自一個地圖上幾乎找不到名字的小山村。
那里的山很高，高到常常遮住早晨的太陽；那里的路很陡，陡得連夢想都難以攀爬。
我叫林微，“微”是微小的微——在我出生那天，父親看著又是女兒時隨口取的名字。
十八歲那年夏天，
我躲在柴房后頭，聽著父親和母親壓低聲音的對話：
“王婆那邊說，東村老**兒子看上微微了，彩禮能給八萬。”
“八萬？”母親停頓了一下，“得再多要點。她好歹念完了高中，比別家閨女強些。”
“也是，那就**十萬，少一分都不行。”
我靠在土墻上，指甲深深掐進掌心，卻感覺不到疼，淚水也滾了下來。
他們后來又說了什么，我已經聽不清了。
只記得那天夜里，我揣著攢了三年、藏在墻縫里的五百一十五塊錢，還有那**剛寄到的、被汗水浸濕又曬干的大學錄取通知書，趁著月色溜出了家門。
村口的老槐樹下，陳一發等在那里，他手里提著個褪色的編織袋。
陳一發是同村比我大兩歲的青年，初中畢業就去鎮上打工了。
這些年，他總是隔著田埂看我放學回家的背影，卻從沒上前說過幾句話。
我們坐上了開往北城的綠皮火車，兩張硬座票花掉了我們三分之二的錢，剩下的四百塊在口袋里薄得像層紙。
火車咣當咣當地開了兩天一夜，陳一發把靠窗的位置讓給我，自己歪在過道邊打盹。
每次醒來，他第一句話總是：“你餓不餓？”
北城的風都是陌生的味道。
我們住進了城鄉結合部一間地下室，月租三百。房間沒有窗，白天也要開燈，潮濕的霉味混著隔壁的油煙味，成了我對這座城市的第一個記憶。
陳一發很快找到了送外賣的活。
每天天不亮就出門，夜里十點多才回來，藍色工服上總是一層汗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