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要生了，我這邊走不開，等她出月子，我去看你。”
我回了兩個字：好的。
然后把手機翻扣在床頭柜上，把燈關了，躺著睡覺。
那天沒有哭。
第一年，手指開始不聽話。
擰瓶蓋要費勁，端碗偶爾會抖，打字速度慢了很多。
我是一個項目編輯，主要的工作是改稿、溝通作者、盯進度。
那一年，我把項目量縮了三分之一，能用語音的就不用手，勉強撐著。
表面上看，我和普通人差不多，走路正常，說話正常，只是手上的動作慢了，偶爾會在別人面前抖一下，再收起來。
周建平那年總共回來了四次，三次是周末，一次是過年，每次住兩三天，走。
他不問我病情的進展，我也不主動說。
每次他在的時候，我們聊的不是“今天買什么菜”就是“那個燈泡壞了要換”，然后各自看手機，沉默。
他走的時候，我送到門口，他說：
“有什么事打我電話。”
我說：“好。”
門關上了，走廊里安靜。
那年秋天，我媽來了一次，住了三天。
她幫我整理了冰箱，洗了幾件大件的床單，煮過兩次湯。
她腿不好，大多數時間坐著，拉著我說話。
她說的基本都是我弟弟宋大勇的事：孩子已經會走了，大勇最近換了份工作，大勇媳婦最近和婆婆鬧了點矛盾，大勇想買套學區房但手頭不寬裕。
我陪著聽，偶爾應兩句。
第三天她要走，在門口拉著我的手說：
“你要不是有這個病，多好。你弟弟現在挺爭氣的，就是錢上面不夠。”
說這句話的時候，她停頓了一下。
我拿出手機，轉了兩千塊給她。
她接了，把手機裝進包，說：
“謝謝，你也留著用。”
然后進電梯了。
婆婆劉翠英那年秋末來了一次，住了一周。
她是河北人，六十歲出頭，說話直，進門先把家里轉了一圈，皺著眉頭說：
“這套房太小了，你們兩口子住著地方不夠用，當初就該買大一點那邊的小區，后來漲得多厲害……”
我說：“夠住。”
她在廚房翻了翻，說油大，擦了一遍灶臺。
然后給周建平打電話，讓他請假回來陪我。
周建平說這周忙，下周回。
她嗯了一聲，就算了，出來跟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