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那頭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不是一個人，是好幾個人。有跑步的，有快走的，有拖沓的，混在一起，像一鍋煮開了的粥，咕嘟咕嘟地冒著泡，往外撲騰。腳步聲里夾著擔架輪子滾過地面的聲音——“咕嚕嚕，咕嚕嚕”——那輪子大概是缺了油，轉起來帶著刺耳的摩擦聲，吱呀吱呀的，像指甲劃過黑板，聽得人牙根發酸。“讓一讓！讓一讓！”，一邊跑一邊喊。他們穿著藍布工作服，衣服上沾滿了煤灰和污漬，黑一塊灰一塊的，已經看不出原本的顏色。袖口挽到小臂，露出的胳膊上青筋暴起，肌肉繃得緊緊的，像是使出了全身的力氣。擔架是帆布的，兩頭用木棍撐著，中間凹下去，上面躺著一個人。帆布上沾著血，暗紅色的，一**，還在往外滲。。，黑色的，棉襖太大，罩在她身上空空蕩蕩的，像小孩偷穿大人的衣服。棉襖扣子沒扣齊，錯了一個眼，下擺一邊高一邊低，露出里頭的秋衣——也是舊的，洗得發白，領口那兒磨出了毛邊。腳上趿拉著一雙棉鞋，黑燈芯絨面的，已經濕透了，鞋幫子上沾著雪和泥，一走一滑。她連襪子都沒穿，露出光裸的腳踝，腳踝凍得通紅，紅里透著青紫。，幾次差點摔倒。腳底打滑，身子一歪，她就伸手扶墻，扶著墻穩住，又繼續跑。但她顧不上疼，顧不上冷，只是跌跌撞撞地跟著擔架跑，眼睛死死盯著擔架上那個人。那眼神像是要把人釘住，釘住了就不讓他走。“醫生！醫生！救命啊！”
她的聲音撕破了走廊的寂靜。那聲音不響，卻尖利得像刀子，把凌晨三點的安靜劃開一道口子。口子裂開了，往外淌著什么東西——是恐懼，是絕望，是那種天塌下來卻扛不住的無助。

周愛紅下意識地往走廊看了一眼。

擔架上躺著一個男人。

三十出頭，個子不高，但骨架粗大，肩膀寬寬的，一看就是干重活的人。他的手大，腳大，骨節粗，指頭上布滿老繭和裂口。這會兒他臉色青灰，嘴唇發紫，沒有一絲血色。眼睛半睜著，眼珠往上翻，露出底下的眼白。那眼白白得嚇人，像死魚的眼睛。胸口幾乎沒有起伏，只有偶爾**一下，像是被什么東西扯了一下，身子一挺，又軟下去。

他穿著和那兩個男人一樣的工作服，藍布，沾滿煤灰。但煤灰上多了別的顏色——暗紅色，一**，從胸口洇到肚子，還在往外滲。那紅色洇得很快，一圈一圈地擴大，像墨滴在宣紙上，止都止不住。

右手以一個奇怪的角度耷拉著，垂在擔架邊沿，隨著跑動一晃一晃的。那角度不對，完全不對，像是胳膊中間斷開了，只靠皮肉連著。小臂那兒鼓起來一塊，骨頭刺破皮肉，露出白森森的一截。那骨頭茬子白得刺眼，上邊掛著血絲和碎肉。血順著手臂往下流，流過手腕，流過手指，一滴一滴地往下滴。滴在地上，“啪”，“啪”，“啪”，在走廊的**石地面上留下一個個暗紅的印子。印子圓圓的，邊緣不規則，像一朵朵開敗的花。

“怎么回事？”值班醫生從辦公室沖出來。

他姓陳，四十多歲，頭發已經花白了，********。眼鏡腿上纏著白膠布，大概是斷了又粘上的。白大褂扣子扣歪了，露出里頭的藍毛衣，毛衣領子翻著，一邊高一邊低。他顯然是剛從床上爬起來，頭發亂糟糟的，一邊跑一邊**子，眼鏡歪在鼻梁上，來不及扶。

“江邊碼頭，卸貨的時候，鋼絲繩斷了！”推擔架的男人喘著粗氣，臉上汗水和著煤灰，淌成一道道黑印子。那黑印子從額頭往下淌，淌過眉毛，淌過眼睛，淌過臉頰，像哭過的淚痕，但不是淚，是汗，是煤灰，是命。他一邊喘一邊說，胸口劇烈起伏，話都說不利索了，“一噸多的麻袋砸下來，三個人壓在底下……老許，他，他媳婦剛生完孩子，還在月子里……”

后面那個女人聽到這話，雙腿一軟，直接跪在了走廊的**石地面上。

膝蓋磕在地上的聲音很悶。

“砰”的一聲，像一袋面粉從高處砸下來，砸在水泥地上。那聲音不大，但在空蕩蕩的走廊里，聽得清清楚楚。那聲音像悶雷，在走廊里滾了一圈，滾到周愛紅耳朵里，滾到她心里，滾到她骨頭縫里。周愛紅后來很多次夢見這個聲音。每次夢見，她都會醒過來，一身冷汗。那聲音像是刻在她腦子里了，怎么忘都忘不掉。

“建國……”

女人跪在地上，喊了一聲。

那聲音不響，像是從喉嚨深處擠出來的，沙沙的，啞啞的。但那聲音像刀子劃過玻璃，尖利，刺耳，讓人心里一緊。那聲音里什么都有——有恐懼，有絕望，有不甘，有哀求，有那種明知道沒用了還要喊一聲的倔強。她喊完那一聲，就再也說不出話來。只是跪在那兒，手死死攥著擔架的邊緣，指節發白，白得像冬天的雪。那白不是正常的白，是那種用力過猛、血液被擠走之后的白，白得透明，能看見底下的骨頭。

她嘴唇哆嗦著，上下牙磕在一起，發出“得得得”的細響，像冬天里凍得發抖的人。但那不是冷，是怕，是那種從骨頭縫里往外冒的怕。她哆嗦著，卻一個字都擠不出來。

她盯著擔架上那個男人的臉。

眼淚無聲地往下淌。不是流，是淌。就那么一股一股地往外涌，順著臉頰往下淌，流過下巴，滴在擔架的白布單上。白布單上很快就暈開一小片深色，像雪地上洇開的墨。那深色越來越大，一圈一圈地往外擴，止都止不住。她眼睛紅紅的，腫腫的，眼眶里盛滿了淚，盛不下了就往外溢。但她顧不上擦，只是盯著那張臉，盯著那半睜的眼睛，盯著那發紫的嘴唇。

周愛紅認出了這個女人。

她叫李桂芳，二十七歲，三天前剛從四樓產房出院，生了個兒子。當時辦出院手續的時候，她還笑著跟周愛紅說，家里男人在碼頭扛貨，一個月能掙五十多塊，比在廠里強。她說這話的時候，眼睛亮亮的，臉上帶著那種剛當上**人才有的光。那光很軟，很暖，像剛出爐的饅頭冒著的熱氣。

周愛紅當時還回了句：“那敢情好，日子有奔頭。”

李桂芳笑了，笑得眉眼彎彎的。她說，是啊，等孩子大點兒，就能攢錢蓋房子了。碼頭上那些老哥說了，干幾年，攢夠了錢，就能回老家蓋個兩層樓。她說這話的時候，眼里有光，那光是亮的，是熱的，是那種對未來充滿盼頭的光。

周愛紅記得她出院那天穿的棉襖——紅色的，碎花的，雖然舊了，但洗得干干凈凈，扣子扣得整整齊齊。那紅色洗得發粉了，但看著還是喜慶。她男人來接她，高高大大的一個人，站在病房門口，手里拎著個網兜，兜里裝著兩個搪瓷缸子、一包紅糖、一兜雞蛋。看見李桂芳出來，他咧嘴笑了，露出白白的牙齒。那笑容憨憨的，厚厚實實的，像他這個人一樣。

他還給病房里的人分了喜糖。一人兩顆，阿爾卑斯的，紅色的玻璃紙，亮閃閃的。李桂芳說，這是她男人特意從漢正街**市場買的，比別處便宜一分錢。她一邊分糖一邊說，臉上帶著笑，那笑是甜的，比糖還甜。

現在，那個“奔頭”躺在擔架上，眼睛半睜著，望著天花板上那根永遠亮著的日光燈。

日光燈還是那樣，兩頭黑，中間亮，“滋滋”地響著，好像什么都沒發生。那“滋滋”聲不急不慢的，像是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與它無關。燈光慘白慘白的，照在男人臉上，把那張臉照得更加青灰，更加嚇人。

李桂芳跪在地上，攥著擔架的邊緣，看著他的臉。

他的嘴張了張，像是想說什么。嘴唇動了動，沒發出聲音。那嘴唇干裂了，裂開一道道口子，滲著血絲。他動了動，想說話，但喉嚨里像是堵了什么東西，出不來聲。

眼睛動了動，往下看，看見了她。

那眼神渙散得很，像是隔著一層霧，又像是隔著一輩子。那眼神里有東西——有不舍，有牽掛，有那種明知道要走了卻放不下的東西。他看著她，看著她的臉，看著她的眼睛，看著她的淚。

她想湊近些，想聽聽他說什么。但她動不了，膝蓋像釘在地上，整個人像被抽空了力氣。她張了張嘴，想喊他，想叫他，但喉嚨里也堵著東西，一個字都出不來。她就那么跪著，攥著，看著他。

陳醫生蹲下來，翻開男人的眼皮看了看。那眼皮翻開來，眼珠往上翻，眼白上布滿血絲。他又摸他的頸動脈，手指按在脖子側面，按了幾秒。那幾秒很長，長得像一個世紀。他臉上沒什么表情，但眉頭皺了皺，就那么一皺，周愛紅就知道不好了。

他站起身，對那兩個抬擔架的男人說：“快，推進去，搶救室！”

擔架被推進了搶救室。門“砰”的一聲關上，門上那盞紅燈“啪”地亮了。那紅燈一亮一閃的，像一只眼睛，一眨一眨的，眨得人心慌。

李桂芳還跪在地上。

走廊里安靜下來。只有那盞紅燈，一閃一閃的，把她的臉照得一明一暗。那光一會兒紅，一會兒暗，一會兒紅，一會兒暗，像心跳，一下一下的。她跪在那兒，一動不動，像一尊雕塑。只有眼淚還在流，無聲無息地流，一滴一滴地滴在地上。

周愛紅站在遠處，看著這一幕。

她張了張嘴，想說點什么，但什么都說不出來。她就那么站著，看著，聽著那紅燈一閃一閃的聲音，聽著自已心跳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