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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記憶開始瘋狂倒帶。
半年前，我們醫院的急診科確實接手過一個特殊病例。
我記得那天姜婉儀回家很晚，神情疲憊。
我問她怎么了，她只說接了個麻煩的病人，沒多講。
“是什么病人？”我當時順口問。
“私人部位受傷的年輕男性，聽說是會所的***。”她輕描淡寫，“處理了很久。”
“很嚴重嗎？”
“挺嚴重的，應該是被......弄傷的。”她猶豫了一下，“不過已經處理好了。”
我那時完全沒多想，甚至還安慰她：“急診科就是這樣，什么情況都能遇到。”
她嗯了一聲，把我摟進懷里：“澤川，還好你是正常人。”
我當時還笑：“什么叫正常人？難道你希望我也掛急診去見你？”
她沉默了半晌，才低聲說：“我希望你永遠平平安安，不要受任何傷。”
那晚她抱我抱得特別緊，像是害怕失去什么。
我以為那是她作為醫生面對患者痛苦后的正常反應，還反過來安慰她。
多么諷刺。
我將自己癱倒進客廳的沙發，看著墻上的照片。
那是去年我們一起去云南旅游的時候拍的，照片里她靠著我的肩，笑容明亮。
這套房子也是我在兩年前買的，只因為她說租房不能帶給她安全感。
我們為裝修風格吵架，為買什么牌子的家電爭執，最后無一例外都是我先妥協。
我以為這就是婚姻該有的樣子。
磨合，妥協，然后繼續往前走。
可我錯了。
天快亮時，我做出了決定。
截圖，保存，備份到三個不同的云端。
然后我撥通了姜婉儀的電話。
響了七八聲，就在我以為她不會接的時候，電話通了。
**音很安靜，不像是在醫院值班室。
“澤川？怎么這個點打電話過來，有事？”
“姜婉儀，”我問，“你在哪兒？”
“還能在哪兒？值班室啊。剛瞇了一會兒，有個危重病人處理了半天。”
她打了個哈欠，演技自然流暢。
“你怎么還沒睡？是不是想通了？我就說，彩禮那事兒......”
“我想看看你。”我打斷她。
“什么？”
“開視頻，我想看看你。”我重復道。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
“澤川，別鬧了，值班室還有別人呢，影響不好。你有什么事明天再說，好不好？”
她放軟了語氣，帶著一絲難以察覺的不耐。
以前我覺得這是溫柔，現在只覺得是算計。
“開視頻，姜婉儀，就現在。”我堅持。
“我說了我在值班！許澤川，你能不能正常一點，體諒一下我的工作？”
她的聲音陡然拔高，帶著被冒犯的惱怒。
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只要不順她的意，不正常、不體諒的**立刻就會扣下來。
“姜婉儀，”我聽見自己的聲音在顫抖，“我現在出發來醫院找你，半小時后到，不見不散。”
“許澤川！你到底在發什么神經？現在是凌晨五點半......”
我掛斷了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