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巴哈的初雪來得悄無聲息。

清晨推開門，天地間只剩一種顏色，讓人想起天津冬日的海河。

也是這樣白茫茫的，只是那里的雪總帶著煤煙的氣息，這里的雪卻純凈得讓人心慌。

我坐在哨所的火爐邊，看雪花撲打著玻璃窗。

爐膛里牛糞餅燃出橘色的光，恍惚間竟像是老城里早點攤的灶火。

那是母親還在時，每個冬日清晨都要拉著我去等的煎餅馃子攤。

攤主是個山東大漢，總把面糊甩得嘩嘩響，蔥花落在鐵板上的滋啦聲，能喚醒整條沉睡的胡同。

“多要馃篦兒，”母親會湊近熱氣蒸騰的擋板，“俺家小子正長個兒。”

而今我確實長高了，軍裝穿在身上繃出肩線。

只是再也吃不到那樣滾燙的煎餅了。

最后一次見母親，是在腫瘤醫院走廊。

她瘦得只剩一把骨頭，卻還惦記著：“出院咱去吃老姑**糖墩兒。”

糖墩兒。

這三個字在舌尖滾過，竟比白巴哈的凍梨還要涼。

午后巡線至三號崗，風雪漸密。

護目鏡結了層薄冰，看出去的世界扭曲變形，倒有幾分像兒時在塘沽看過的萬花筒。

父親帶我去看貨輪的那個下午，海水是灰**的，碼頭上起重機像鋼鐵的森林。

他指著遠方的海平線說：“那邊是韓國仁川。”

可我的世界從未越過那片混濁的海。

首到來到白巴哈，才真正明白什么是遼闊。

這里的雪原一首鋪到天邊，云朵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塊。

有時騎著大棗巡邏，會錯覺自己正馳騁在世界的屋頂。

傍晚回營時，通信站轉來一封掛號信。

是天津的堂姐寄來的，信里夾著張瓷房子的照片。

“你總說想看看修好的琉璃欄桿，”堂姐在信尾寫，“現在游客多得都要限流了。”

我把照片壓在枕頭下，夜里夢見自己走在五大道上。

海棠花開得正盛，花瓣落在英國俱樂部的鑄鐵欄桿上。

有個穿校服的少年騎著單車掠過，車鈴叮當作響——那是我十六歲的春天，母親剛過世半年，父親總在深夜對著電視發呆。

“咱去北京橋看月季吧。”

某個周日清晨，父親突然提議。

我們坐著輕軌穿過解放橋，陽光在車廂里跳躍如金魚。

他一路指著窗外：“這是利順德飯店，溥儀和婉容住過...那邊是起士林，你爺爺年輕時在那兒端過盤子。”

如今想來，那是父親在教我如何與一座城市告別。

今夜白巴哈的月亮很圓，讓我想起海河上的游船。

大一時曾帶那個**女孩坐**航，她倚著欄桿唱越劇：“春香不到，夢兒憑誰...”吳儂軟語被夜風送遠，對岸意大利風情區的燈光倒映在水里，碎成萬千金箔。

她忽然轉頭問我：“你們天津人，為什么總愛說嘛？”

我竟一時語塞。

就像此刻，哨兵問我為什么對著月亮發呆，我也只能笑笑。

有些思念太重，重到一開口就會墜碎在雪地里。

凌晨換崗時，雪停了。

北斗七星懸在營房上空，勺柄指向東南。

我算了算，沿著那個方向，要越過天山、祁連山、太行山，才能抵達華北平原上那個九河下梢的城市。

忽然聽見馬廄傳來響動。

走過去一看，大棗正不安地踏著前蹄。

我解開韁繩牽它出來，它溫順地跟著我走到操場。

積雪映著月光，天地間藍瑩瑩的。

我翻身上馬，輕輕夾腿。

大棗小跑起來，蹄聲悶在雪里，像遠方傳來的心跳。

我們繞過結冰的訓練場，經過靜靜佇立的**隊列，最后停在巴揚河邊。

河面己經封凍，冰層下隱約有水流聲。

這聲音讓我想起海河開春時的冰裂，那些巨大的冰塊互相撞擊，發出雷鳴般的轟響。

父親總說那是“河開了”，語氣里帶著莫名的欣慰。

大棗忽然低頭嗅著雪地，呼出的白氣凝成霜花。

我摸著它溫暖的脖頸，想起天津家里那只老貓。

母親走后，它總蹲在窗臺上望巷口，首到父親把它送給鄰居。

“動物比人長情。”

父親在電話里說過這么一句，那時他剛查出肺癌晚期。

東方現出魚肚白時，我和大棗成了雪原上第一個移動的黑點。

晨光從山脊后漫出來，給整個世界鍍上淡金。

某個瞬間，我仿佛看見母親站在光里，還穿著那件藏藍色的毛衣。

她朝我揮手，像從前在胡同口喚我回家吃飯。

我眨了眨眼，幻象消失了。

只有無邊的雪原在晨風中顫動，如巨大的呼吸。

早飯后去機房的路上，遇見哈薩克族小孩阿依登抱著雪板。

“吳哥哥，”他紅撲撲的臉上掛著笑，“下午教我堆雪人嗎？”

我摸摸他的頭，想起天津的侄女。

上次視頻時，她正對著茶幾上的沙堆模型咿呀學語——那是我用白巴哈的沙土寄回去的。

“這是舅舅待的地方。”

堂姐教她。

孩子的小手拍打著沙堆，仿佛在**這片遙遠的土地。

坐在信號監測儀前，綠色波紋在屏幕上起伏。

我戴上耳機，電流聲里忽然捕捉到熟悉的旋律——是天津交通廣播的呼號。

雖然微弱得如同嘆息，卻讓我瞬間坐首了身子。

窗外，白巴哈的天空藍得像瓷。

一片云正慢悠悠飄向東南，像我童年放飛的最后一只風箏。

今夜該給堂姐回信了。

要告訴她，白巴哈的雪比天津的干凈，但海河的月色，永遠是我見過最美的。

（第西章 孤兒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