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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病的時候，托人帶話出來，在監獄門口守著的也只有我。
然后八年前，這兩個人突然出現，把他接走了。
也沒有通知我。
我在門外等了十九年，里面的人早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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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了一個禮拜。
通過各種渠道，問過他以前的朋友，問過***，問過他以前住的那條街的老鄰居。
都說不知道。
最后，是一個以前認識林德福的人告訴我，林德福家幾年前搬去了省城，具體在哪不清楚，但聽說林建國出去之后，跟他們住了一段時間，后來就自己出去闖了。
“他怎么樣了？”我問。
那人搖了搖頭，說：“不知道，好幾年沒消息了。”
我謝過他，回家坐著。
衛明那天正好過來，帶著他老婆孩子，來蹭我做的飯。
他老婆叫周麗，是個愛說話的女人，飯桌上說個不停，說衛明最近生意好，說孩子成績好，說他們打算換個大房子。
說到一半，她看著我問：“媽，你最近在找什么人？聽人說你到處打聽？”
我說：“找建國。”
桌上安靜了一秒。
衛明夾菜的動作停了停。
周麗說：“建國？就是那個……坐牢的？他出來了？”
我說：“八年前就出來了。”
周麗說：“哦，那挺好的。”
然后繼續說她的大房子。
我低頭吃飯。
沒有再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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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了將近一個月，沒有找到。
林建國就像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一樣。
沒有電話，沒有地址，沒有任何痕跡。
最后那天，我坐在自己住了三十年的老房子里，把他留下的東西翻出來。
一張舊照片，是他剛來我家那年拍的。那時候他才十五歲，站在院子里，穿一件洗得發白的藍色襯衫，不笑，就那么看著鏡頭。
還有他寫給我的幾封信。
是坐牢那些年寫的，每年最多兩封，字寫得很工整，說里面一切都好，讓我別擔心，讓我照顧好身體。
沒有一句抱怨。
一句都沒有。
我把那幾封信疊好，重新放回那個鐵盒子里。
然后我想：他找不到我，不等于我找不到他。
我得想別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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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是兩個月后來的。
衛明的一個朋友，在省城做工程，有一次來我家，閑聊起來，提到省城有一家新開的公司，做得不錯，老板年輕，很能干，姓林。
我沒在意。
但那人后來說，那個老板是從底層爬起來的，進過牢，出來之后白手起家，現在做到了不小的規模。
我放下茶杯。
“他叫什么名字？”
那人想了想，說：“林……建什么來著，建，建國？對，林建國。”
我站起來。
衛明看著我，說：“媽，你干嘛？”
我說：“我要去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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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省城的大巴早上六點發車，我五點半就到了站。
買了票，坐在候車室里等，旁邊坐著一個帶孩子的婦人，孩子哭個不停，她一邊哄一邊喂東西吃。
我看著她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林建國剛來我家那時候。
他那時候沉默，不愛說話，在學校被人欺負也不吭聲，回來臉上有傷，問他，他說：“自己磕的。”
我知道不是。
我給他上了藥，他坐在那里，一聲不吭。
我說：“建國，以后有人欺負你，你回來告訴我。”
他低著頭，說：“嗯。”
但他從來沒告訴過我。
那個孩子在受委屈的時候，從來不找任何人。
我那時候以為是性格，現在才明白，是他不相信有人會幫他。
大巴發車了。
窗外的小城慢慢往后退，退成一條灰線，消失在早晨的薄霧里。
我想，建國，我來了。
這一次，晚了八年，但我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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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城下了雨。
我打了一輛出租車，把那個公司的地址報給司機，司機說：“那個公司知道，最近挺有名的，你去那里做什么？”
我說：“找人。”
司機沒再問。
車在雨里開了大概四十分鐘，停在一棟寫字樓前面。
樓不算很高，但很新，玻璃幕墻在雨里反著光，大廳里進進出出的都是年輕人，穿著都挺整齊。
門口的牌子上寫著：建恒實業有限公司。
建恒。
我站在雨里，把那兩個字念了一遍。
建，是他名字里的字。
恒，是長久的意思。
我推開玻璃門走進去。
前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