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去。”他盯著這兩個字看了一會兒，然后把信收進抽屜。抽屜里整整齊齊碼著二十六個信封，最早的那個已經泛黃，郵票邊角翹起來，粘著一小截不知哪年的透明膠帶。
去年他拿著這些信去***報案，接警的女警很耐心，把所有信攤開看了一遍。她說郵戳是真實的，但投遞點不固定，省內好幾個城市輪著來，寄信人用的是同一種打印機、同一種紙張，沒有指紋，沒有唾液封口，用膠棒粘信封。她說這人是專業的——不是犯罪的專業，是習慣的專業，做了很多年。
“你父母怎么說？”
“他們說不知道。”
“你覺得他們知道嗎？”
他沒有回答。
現在他站在***門口，手里捏著第二十六封信的復印件。原件鎖在抽屜里。他給那個女警打了電話。她說她調走了。他問這種跨年信件能不能做指紋提取。對面沉默了片刻，說過去那么多年都沒查出什么，勸他這次也留著歸檔就好。他掛斷電話，看了下時間。
晚上十一點。他開車去城西。
安寧路13號是一棟廢棄的婦產醫院。四層樓，灰白色外墻，門口的鐵柵欄銹得只剩半扇，另一半斜插在雜草里。他把車停在路對面，從副駕駛拿出手電筒。手機電量剩一半，他把屏幕調暗，打開一個導航App，把目的地標注為當前坐標。大樓入口沒有門，只有一道塑料布簾，已經硬得發脆，一推就碎。大廳里還殘留著掛號窗口的金屬框架，掛號單散了一地，被踩成灰白色紙漿。
他順樓梯往上走，手電光貼著墻壁掃過每一扇門牌。三樓走廊盡頭有間房，門牌被撬掉了，留下的印痕是一個窄長方形。他用鞋尖把門頂開。房間不大，靠墻擺著幾排老式病例檔案架。他單膝蹲下，拉開最底下那格未上鎖的抽屜。抽屜里只剩一份病歷，封面寫著母親的名字。翻開，順產，雙胎。新生兒欄填著他的名字，性別男，出生時間凌晨兩點十一分。他掃了眼旁邊那張泛黃的嬰兒腳印卡——兩只腳印，黑紅各一。黑的旁邊寫著“葉真”，紅印旁配著一行被橡皮擦過、又重新用鉛筆填上的字：“葉知”。
走廊外起了風，窗框上懸著的半截軟簾撞在墻面發出啪嗒啪嗒的輕響。他把腳印卡翻過來。背面貼著一張拍立得，一個二十出頭的女人，短發，穿著白T恤，背靠著紅磚墻，手腕系一條紅繩，嘴角微揚。右下角印著拍攝日期：去年七月十五日。照片白邊下方添了一行鉛筆字，墨色極淡——“姐姐來找你了。”
第二章 另一個名字
葉真把那份病歷帶回了家。
他沒有拍照，沒有發給任何人，只是在茶幾上鋪開一張干凈的白紙，把病歷放在正中間，打開臺燈，一頁一頁翻。產婦信息準確到門牌號，新生兒記錄欄只填了他的名字，另一欄整格空白，蓋上了一個紅色長方章——“活嬰”。旁邊沒有死產記錄，沒有死亡時間，沒有出生證明編號。順產，出血量正常，接生者簽名只有姓氏，潦草到無法辨認。按照這行接生記錄，接生者只接了一個嬰兒。
他合上病歷，給一個在省婦幼保健院做檔案管理的朋友發了條消息，把病歷封面拍下來發過去，只問了一個問題——“能不能查到當年的原始存檔？”朋友很快回了一行字，說這種老式病歷早就沒有電子版了。他又問了一句，如果另一欄是空白的，是不是代表那孩子根本沒活下來。對方回得很快：“不一定。”
第二天早上，他開車回了父母家。父親的茶杯還在老位置，母親把切好的西瓜端上來，瓜瓤上的保鮮膜還沒完全揭掉。他坐在沙發上，把病歷放在茶幾上。父親沒有看他，只低頭用濕毛巾擦著茶幾上的水漬。一個個西瓜籽從切面滑落，他不急不慢地把它們統統掃進碟沿。
“我去過安寧路了。三樓的檔案室沒鎖。這份病歷，上面只寫了我。另一個名字——你們從來沒提過。”他把腳印卡翻過來放在病歷旁邊。母親抬起頭，眼眶已經紅了。
“你姐姐出生那天就死了。”她只說了這一句，聲音不高，卻在最后一個字上折了下去。葉真看著她的眼睛，沒有追問。他問葉知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