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認識對面樓新搬來的那個鄰居嗎？”
“哪一戶？”
“402。好像是個女的，短頭發，戴眼鏡。”
“不認識，怎么了？”
“樓下老李說她整天不拉窗簾，大半夜在客廳里走來走去，看著有點瘆人。”
我翻了一頁書。“老李也跟我說過。我說人家不拉窗簾是人家的自由，你偷看還有理了。”
江嶼川笑了一聲。笑聲很短，收得也快。
湯好了。我盛一碗端給他，湯色清亮，蓮藕燉得透透的，用筷子輕輕一夾就斷。他喝了一口，眼睛瞇起來點了點頭，夸我手藝好。然后他的手機響了，他低頭看了一眼來電顯示，臉上的表情變了——不是工作電話那種煩惱，是一種很細微的變化，眉骨往下壓了半毫米，嘴角收緊。他掛斷，站起來，說他去陽臺回個電話。
他關上陽臺隔斷門，背對著客廳，肩膀把玻璃門擋得嚴嚴實實。我聽不見他在說什么，但隔著玻璃能看到他后頸的肌肉明顯繃緊。
我收回視線，把砂鍋里最后一點湯倒進碗里。鍋底沉淀著燉爛的藕渣和幾顆紅棗。我用勺子攪了攪，慢慢喝完。
江嶼川這個人從不加班到太晚，周末會陪我去菜市場，結婚紀念日記得住日期但永遠選不對禮物。他睡覺不打呼嚕，喝湯不吧唧嘴，情緒穩定得像一臺溫控系統。三年以來，他從沒跟我吵過一次架。他所有前任的名字我都不知道，他大學讀的是金融專業，畢業之后在某國企工作，偶爾出差，頻率不高。他社交圈很小，朋友最多三兩個，都不怎么來往。他手機密碼是我的生日，屏保是我倆的合照。
一個女人如果嫁給這樣的男人，應該覺得安心。
但我就是覺得他哪里不對。
不是那種“**”的不對。也不是那種“欠債”的不對。是更深的東西。
三年了，我沒見他流過一滴汗。八月四十度的高溫，他從外頭回來，領口都是干的。我起初以為他只是不易出汗的體質。后來有一次，我們搬家抬樓道沙發，我一個人抬另一端，氣喘如牛滿頭大汗，他站在對面，額頭上干干凈凈，連發根都沒濕。
還有，他半夜從不起來上廁所。一次都沒有。我睡眠很淺，一點動靜都會醒。三年，每晚，他只是呼吸從平躺轉為側臥，手臂搭在我腰上。
他睡得像一塊被設定好程序的石頭。
我懷疑過他是不是正常人，但我沒問。因為一個正常丈夫不該被妻子懷疑，一個正常妻子如果問了那種問題，就暴露了自己不正常的眼光。
夜里十一點，江嶼川說有個緊急文件要簽，得去一趟書房。我們所謂的書房其實是次臥改的，很小，一張桌子一把椅子加一個文件柜。那間屋子我從沒進去過——不是他不讓我進，是他每次說“老婆幫我拿下……”都會卡在門口，自己出來取。時間久了，我再沒主動靠近過那扇門。
今晚他進去的時候，門沒關嚴。留了一條縫，大概一根手指寬的距離。
從那條縫里我看到了一點東西。
他打開文件柜最下面那層抽屜，取出一個黑色的防震箱。掀開蓋子，里面碼著******——耳機、接收器，還有那種可以插在手機尾插上就能抓取定位信號的微型設備。**標配。不是民用款那種玩具，是**裝備。他把耳機戴上，對著麥克風說了句很簡短的話。我沒聽清完整的內容，只抓住一個詞——“嫌疑人”。
他把防震箱放回抽屜，又拿出一個牛皮紙檔案袋，上面沒有LOGO也沒有印刷字體，只有手寫的一組編號。檔案袋里厚厚一沓A4紙，最上面那張他瞥了一眼，翻面蓋住。全程不到十五秒，他的肩膀把檔案袋完全擋住，我沒看到任何清晰的內容。
但我看見了落款。那張紙底部的紅章，我認得。**廳刑偵總隊的章，我見過兩次，一次在三年前的社會新聞上，一次在我自己收到的筆錄回執里。
他把檔案袋放回去，盒子收好，抽屜鎖上。動作一氣呵成。
我退回到走廊，拿起沙發上的書打開倒扣在膝蓋上。五分鐘后他出來了，表情和進去之前完全一樣。他從我身邊經過，低頭親了親我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