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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那天，我爸把我扔在公交站，自己打車走了。
理由是：我已經墊付了六百塊，沒錢再為你浪費二十塊打車費。
我捏著口袋里僅有的兩塊錢硬幣，坐了一個小時的公交車回家。
推開門，我那個小我兩歲的弟弟喬繼明，正穿著一雙嶄新的阿迪達斯限量款球鞋，在客廳里
走來走去。
“哥，你看我這鞋帥不帥？兩千多呢！”他一臉得意。
我看著那雙鞋，又看了看自己腳上那雙洗得發白、鞋底快磨穿的帆布鞋，什么都沒說。
那是我用撿了三個月廢品的錢，換來的二十塊錢的“高檔貨”。
我爸從廚房探出頭，看見我立刻拉下了臉：
“死回來了？還以為你死在醫院了，趕緊的水池里的碗堆成山了，洗了給你記兩塊錢，就
當給你攢大學學費了。”
他一邊說，一邊溫柔地看著喬繼明：
“我們繼明穿著真帥，像個大明星，走，爸帶你去吃肯德基。”
喬繼明歡呼一聲，路過我身邊時故意踩了我一腳。
“看什么看，窮鬼。”他小聲嘀咕。
我低下頭，看著鞋面上那個骯臟的腳印，慢慢攥緊了拳頭。
這不是第一次了。
記憶里，這種對比從我記事起就存在。
小學三年級，隔壁班的李超穿了一條嶄新的牛仔褲，我羨慕得不行。
回家拉著我爸的衣角撒嬌，求了他一個晚上。
他正在看電視，眼皮都沒抬：“想要？行啊，那條褲子八十，你自己攢。”
我翻出餅干盒做的存錢罐，倒出所有的零錢，數了三遍，才二十六塊五。
全是我幫家里跑腿買醬油、刷馬桶、倒垃圾，一毛一毛掙來的血汗錢。
“不夠。”他說。
“想要就把地掃了，給你記五毛，什么時候攢夠了，什么時候買。”
為了那條褲子，我像個瘋了的小陀螺。
每天放學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搶著干活。
冬天的水龍頭，流出來的水像冰碴子，我的手生了凍瘡，又紅又腫，裂開一道道細細
的口子，沾水就疼。
我爸看見了，只會從抽屜里扔給我一盒廉價的蛤蜊油。
“涂上，別耽誤干活，看你這么可憐，今晚洗碗給你漲到兩塊五。”
多出來的五毛錢，在那時的我看來是天大的恩賜。
我花了整整四個月，終于攢夠了八十塊。
當我把那堆零錢興奮地捧到他面前時，他數完卻皺起了眉：
“現在天都冷了，那條褲子是夏天穿的，現在買簡直浪費錢，這錢我先替你存著，回頭算你
下學期的書本費。”
那年冬天，我依然穿著袖口磨破的舊棉襖。
而喬繼明，正穿著剛買的新款羽絨服，在雪地里打滾。
我忍不住問：“爸，弟弟為什么不用干活就能穿新衣服？”
他一邊給弟弟拍身上的雪，一邊理所當然地說：
“他是你弟弟，你當哥哥的不應該事事讓著他嗎，繼明跟你不一樣，將來是要過好日子的。”
那時我不懂，什么叫不一樣。
我只以為，是我干的活還不夠多，攢的錢還不夠換來那種“免費”的**。
現在我懂了。
在他的世界里，弟弟是家人，是投資。
而我，是外人，一個掙生活費的工具。
我走進廚房，看著堆積如山的油膩碗碟，我把手伸進刺骨的冷水里。
洗完后，我拿出藏在口袋里的賬本，一筆一劃地寫下：
“高三，暈倒住院，欠款600元。”
“目標：逃離這里。”
“第一步：考一個最遠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