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候我已經快不行了，她往我碗里下了耗子藥，我喝了一半覺得不對，吐了出來，但還是咽下去不少。我掐著她的手腕，指甲都快嵌進她肉里了，我說：“劉姐，為什么？”
她看著我，那張永遠掛著愁苦相的臉上，突然露出一種很奇怪的表情。不是恨，不是快意，甚至不是冷漠。那表情像是……心疼。
“衛國，”她說，聲音啞得像是砂紙磨木頭，“你不該死在這兒的。”
然后我就死了。
這是我第七次站在院門口。

3
1969年，秋天，北京。
我站在甲七號院門口，深吸一口氣，拎著鋪蓋卷走了進去。
院里的人跟從前六次一模一樣。倒座房里住著孫木匠和他媳婦，東廂房是***一家四口，正房歸了街道辦主任老馬，西廂房空著，給我住。后院還有兩戶，一戶是磨刀的老周頭，一戶就是劉寡婦。
劉寡婦叫劉秀英，二十六歲，男人三年前在廠子里出了事故，沒了。她沒孩子，也沒再嫁，在街道的糊紙盒廠上班，每月掙十八塊錢，日子過得緊巴。她住在后院最西邊那間小屋，門口壘了個小灶臺，每天做飯的煙能把半條胡同熏著。
我進屋放下鋪蓋，開始收拾。屋子不大，十二平米，一張炕，一張桌，一個柜子。墻上糊著發黃的報紙，炕席破了好幾個洞。我拿掃帚掃了一遍，又把鋪蓋卷打開鋪好。
剛收拾完，門口有人敲門。
我開門，是劉秀英。她端著一碗水，碗邊缺了個口子，水是溫的，上面漂著兩片茶葉梗。
“同志，喝口水吧。”她低著頭，聲音很小。
我看著她，看著她端著碗的手指頭，指甲剪得很短，指節發白。碗里的水映著天光，晃晃悠悠的。
前六次，我喝了這碗水。第一次喝完死了，第二次沒喝但后來也死了，第三次喝了但沒死在那天，是后來死的。
這次我沒接。
“謝謝劉姐，”我說，“我不渴。”
她抬起頭看了我一眼，眼里閃過一絲詫異。前六次我都接了，因為那時候我真的渴。從火車站走回來，拎著二十多斤的鋪蓋卷，走了四十分鐘，嗓子眼都快冒煙了。
但這一次我不渴。因為我知道會有人送水，所以我從火車站出來時，在路邊的水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