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檢結果出來那天，醫生把我單獨叫進診室。

“腫瘤標志物偏高，建議住院做進一步檢查。”

我坐在椅子上，腦子里嗡了一聲，還沒反應過來，身旁的林承澤已經站起來了。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語氣平穩：“沒事，先住院，我去辦手續。”

我以為，那是一個丈夫該有的鎮定。

直到住院第三天深夜，我聽見他站在走廊里打電話。

不是打給醫生。

是打給律師。

1

我剛做完一整天的檢查，被護工推回病房時，已經將近晚上九點。

林承澤不在，護士說他剛出去了，讓我先休息。

我躺下來，盯著天花板上慘白的燈。

這幾天反復抽血、做影像、查指標，身體像被榨干了，連翻身都覺得費力。醫生說大概率是良性，但要等病理報告，還要四五天。

迷迷糊糊快睡著的時候，走廊里傳來說話聲。

是林承澤的聲音，低，但聽得出來。

“……對，就是婚前那份協議，重疾那一條，你幫我查一下，現在改還來不來得及……”

我睜開了眼。

“……她現在住院，報告還沒出來，這段時間應該夠操作……”

“……你懂的，提前處理比較好，萬一真是惡性的……”

走廊里有腳步聲來來去去，他的聲音時高時低，但每一個字都清清楚楚落進我耳朵里。

我直直盯著天花板，心跳慢慢往下沉。

我跟林承澤結婚六年。

認識他的時候我剛創業，他是朋友介紹來幫我做財務規劃的。第一次見面，他把我亂成一團的賬目理得清清楚楚，然后抬頭說：“你這個報稅方式有問題，要改。”

后來他請我吃飯，我以為是客戶答謝，結果他說：“我想追你。”

直接，不繞彎子。

婚后他不是那種嘴甜的男人，從不說“我愛你”，但每次我加班到深夜，他都在樓下等我，一聲不吭接我回家。我以為不說出口的才是真的。

現在我躺在這張病床上，聽著他站在走廊里跟律師商量怎么在我確診之前改協議。

我把被子悄悄捂住嘴，眼淚就那么流下來了。

不是那種哭出聲的崩潰，就是很安靜的、很慢的，眼眶熱了，然后濕了，順著鬢角往下淌，打濕了枕頭。

我反復在心里問自己：是不是聽錯了？

他說的“重疾條款”，是不是普通的保險規劃？“提前處理”，是不是他做財務的習慣，凡事未雨綢繆？

我說服了自己一遍，又推翻一遍。

推翻的理由只有一個——如果只是普通的財務安排，他為什么要在深夜，壓低聲音，站在走廊角落里打這個電話？

林承澤回來時，我已經把眼淚擦干了。他大概以為我睡著了，沒有開燈，躺下來，呼吸很快變得均勻。

我側著身，眼睛睜著，一直到窗簾邊透進來第一線灰白的天光。

第二天早上，他給我剝了個橙子，一瓣一瓣碼在小碟子里，笑著說多吃點。

我抬頭看他，那張臉跟六年里每一個早晨一模一樣。

我把眼眶的酸意逼回去，低下頭說了句謝謝。

當天下午他接了個電話出去，手機落在床頭柜上。

我們結婚六年，從沒翻過對方手機。我一直覺得這是信任，現在才明白，我只是從來沒想過會有需要翻的那天。

微信搜索“律師”，第一條記錄時間是我住院的第二天。

“協議里的重疾條款，目前還能走變更流程嗎？”

“能，但需要雙方簽字。”

“如果她不簽呢？”

“那就等報告出來，看情況再說。”

最后一條是林承澤發的：“收到，先等結果。”

我把手機放回原位，手有一點抖。